章丽 南京市实验幼儿园园长，江苏省特级教师，“江苏人民教育家培养工程”培养对象。长期致力于幼儿园综合课程的改革和实践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十三五”规划课题、教育部规划课题等。主编的多部论著荣获江苏省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实践探索类一等奖、江苏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江苏省人民政府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学期末，大班幼儿“我是中国娃”的主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依照惯例，年级组全体教师会提前针对原有的主题实施方案进行课程审议，根据该主题的核心关键经验，结合当下幼儿的问题和兴趣需要，调整、丰富主题活动的目标、内容和实施路径等。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汇集集体智慧对课程中的问题进行商议并作出选择和决策，使之更加适合当前儿童的发展需要。中午像往常一样，我准时来到了教师办公室，参与大班的课程审议，和教师们一起讨论、深入理解核心经验和主题课程的价值。

在讨论的过程中，一位教师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如何帮助孩子理解自己是中国孩子？如果仅仅通过原有主题设计时采用的文学作品、图片介绍的形式并不能有效地帮助孩子形成国家概念。这位教师的问题非常具有普遍性，也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在主题实施前的经验调查中，教师们发现，大班阶段的孩子对于国家的概念还是比较模糊的，常常将其与所居住的城市混为一谈，虽然也有部分孩子初步知道我们的国家是中国，但这些概念并不是自己通过具体体验获得的，是成人告诉他的。如何将间接经验的学习转换为直接经验的学习，让幼儿通过实际的观察、体验主动建构自己的经验体系呢？

课程审议的过程就是问题破解的过程。教师们热烈讨论、建言献策，但都因种种原因被否决了，其中一个被否决的方案引发了我的关注。那是一位有经验的教师，她先分享了这样一个现象：有一次带幼儿去夫子庙参观，几个孩子看到有金发碧眼的外国游客，就自发地用“hello”（你好）打招呼、主动交流。其他的孩子说他们是外国人，不能说“你好”，要说“hello”他们才能听得懂。

这位教师所说的事例说明，孩子们已经初步具有通过外貌观察、比较的方法，辨别自己与外国人是不同的能力；而且他们表现出了与外国朋友交流的兴趣。那么，我们能否创设机会让幼儿与不同肤色、国籍的外国朋友接触，在共同的活动中让幼儿自己去发现“我”与“外国朋友”在外貌、饮食、生活、文化习俗上的不同，从而形成“我是中国娃”的概念呢？

这个提议非常符合幼儿学习的特点，大家一致认可。但是现实的问题是，到哪里去找这么多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外国人，而且还得会说中文？经反复讨论，因无法寻找到合适的资源，加上课程审议时间有限，不宜在这个问题上深究，教师们只好将此方案匆匆废掉。

看着教师略显沮丧的表情，想想刚找到解决方法时的兴奋，我的心情无法平静下来，脑海里总是飘出“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样一句话，这也是教师组织课程实施的真实写照。

一线教师有热情、有智慧，但往往受困于信息与资源的缺乏、时间精力的有限，无法组织和协调更加适宜的课程资源，去达到更完美的教育效果，许多好的创意、适切的教育方法不得不向现实妥协。

我反思着，作为园长，在参加年级组课程审议中的角色是什么呢？是参与者、分享者、指导者？但仅仅做到这些还不够！园长还应是教师课程实施的服务者，是教师课程实施最有力的支持者。

因此，年级组课程审议一结束，我就拉着年级组长和业务园长一起商量解决的办法，我们商议确定由业务园长和年级组长制订活动组织的计划，包括需要邀请几位外籍朋友、需要做哪些准备、活动的组织流程是什么，等等；由我去寻找资源。

经多方咨询，我们打听到幼儿园附近的南京大学有留学生院，辗转寻找到在南大工作的家长请她帮我们联系留学生院系负责人，并亲自拜访说明我们的课程内容。南大留学生院的负责领导很感兴趣，认为留学生走进幼儿园与小朋友们互动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实践和交流的机会，双方就这样达成了共识。

难忘活动当天，当不同肤色、穿着本国民族服饰、用不同的语言说着“你好”的外国朋友走进班级时，孩子们惊喜的表情。课程中，孩子们通过观察外貌服饰猜猜他们是来自哪个国家、学说简单的问候语、欣赏不同国家生活习俗的介绍。之后，孩子们自由选择感兴趣的外国朋友，进行提问采访、学唱外国歌曲等。课程中，孩子们通过充分观察和感知，了解到外国朋友与自己相同和不同的地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知道了在地球上有许多的国家存在，也加深了“我是中国娃”的自我认知。

课程活动结束了，孩子受益，教师也备受鼓舞，感受到幼儿园管理者对课程给予的理解、支持。这也让我们管理人员更明确，要坚定“服务在先、指导在后”的管理理念，形成先倾听、再分析、全力解决问题的工作习惯，这不仅有利于提高教师的专业自信、增强满意度，促进教师的自我发展，还有利于促使我们形成合作互助的团队文化，达成提高教育质量的核心目标。

《中国教育报》2018年07月29日第2版 版名：学前周刊·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