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早晨5时10分，军号声悠扬地穿过清冷、寂静的侯兆川，回荡在山谷间。

透过窗帘的缝隙往外看，天还黑着。郭文艳没有叫醒上小学的女儿，想让她多睡会儿。她轻轻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给远在浙江绍兴的爱人和儿子发了一个猫咪问好的表情，然后起身走到走廊尽头的卫生间，拧开冰凉的水龙头，洗了把脸，下楼到厨房看幼儿园的早餐准备情况。

侯兆川的每一天，身为川中幼儿园园长的郭文艳都是这样开始的。

与当地村里的青年人纷纷离乡相反，郭文艳和一群年轻的幼师，放弃了城市里舒适的生活、离开了自己的小家，来到侯兆川。他们不但教留守儿童，还教留守老人。

“剩下的，老的老，小的小”

——农村青壮年外迁，深刻影响家庭和教育生态

侯兆川，在地图上不好找，它的地名应是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市西平罗乡东沙岗村，而当地人更愿意叫它侯兆川。

千百年来，这里一直被认为是风水宝地，太行山麓，深山老区，十八盘上，四面环山，川中一马平川，从未发生过自然灾害，人们始终相信这里将有“王侯将相”涌现。

然而，地形偏僻险峻，自然条件恶劣，“王侯将相”至今没有出现，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代，年轻人纷纷“出逃”，却肉眼可见。

“1300多人的村子，现在不到300人。剩下的，老的老、小的小。”刘玉昌老人今年69岁，他外出打工49年，老了回到村里，与一直在农村生活的老伴照顾两个孙子。

走在村中的小路上，三五成群的老人蹲在墙根晒太阳，妇女聚在一起窃窃私语，看到外人进了村里，他们往往齐刷刷地盯着看。

在当地人的印象中，过去的农村虽然不富裕，但是总能感到浓厚的生活气息，干净的村庄、热闹的社戏、农忙的乡民。而如今，回到村里总感觉到一种失落的味道，刘玉昌说：“空落落的村庄、沉迷在麻将桌上的农民、留守空巢的老人、孤独求学的村娃，渐渐变淡的人情、物质侵袭的婚姻、低俗的娱乐，即便一座座二层小楼盖起，也盖不住村庄的虚空。”

刘玉昌大爷一辈子都要强，在新乡打工时做过司务长、当过会计，“就是没有做过闲人”，辛苦一辈子，老人把农村的房子翻新成了扬眉吐气的二层楼，还在新乡市里买了楼房。儿子、儿媳在上海富士康的工厂里打工，“儿子在那是管技术的，一月一万多元钱，儿媳妇在那做行政工作，俩人按时按点上班，没法带孩子”，刘玉昌就跟胃病缠身的老伴承担起照顾孙子的重任。

在农村，照顾子嗣，婆家责无旁贷。

“上下学、吃喝拉撒，包括生病，我们两个老的都能解决，就是孩子一问我‘妈妈咋不来看看我’时，不知道怎么答。”刘玉昌黝黑、坚毅的脸上露出难色。

许多人常常问，为什么农民要离开土地和家乡，不管孩子？

没有在农村生活，其实很难理解生计难以为继的恐惧。

走在一望无际的川中盆地，初冬的麦苗葱茏翠绿，周遭人烟稀少。这片肥沃的土地，却难以养活年青的一代。

69岁的王合月老人和老伴带着两个孙子孙女生活。老人家中整齐、干净，但也家徒四壁，木质的沙发、茶几暗哑黝黑，已经看不出生产年代。

两位老人年事已高，无力耕种，便把地出租出去，一亩地一年赚600元钱。

“这在村里很常见，一般大家都会把地转租给大户，因为自己耕种一年有时不如租出去赚得多。富余的劳动力外出找活干还能赚一笔收入。”郭文艳说。

为了招待客人，王合月老人一早去地里捡来别人不要的红薯，刷得干干净净，入笼屉蒸着。见记者一行来了，热气腾腾端出来。

“我们啥时没钱了，儿子就赶紧往家打。俺是能给他省点儿就给他省点儿，去年攒出来一万多元给了儿子。”王合月说，看着儿女们在外一个月能赚到种地一年的收入，觉得苦点累点也值得。

在茫茫的川中大山里，这样的家庭实在太过普遍。农村青壮年外迁人口变化，深刻影响着家庭和教育的生态。

民政部8月31日公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信息管理系统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共有农村留守儿童697万余人。这些孩子几乎都是老人带着，并且往往老人带着多个孩子。本是贫穷的生活、多病的年龄、繁重的耕地劳动，再照顾年幼的孩子，常常让老人的生活雪上加霜，能让孩子吃饱穿暖就已经难得。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孙庆忠说，这场以“离土”为主旋律的文化大迁移中，乡村的社会生态发生巨变，乡村教育因远离乡土而陷入失忆的窘境。快速的城镇化，也使乡土社会血缘和地缘的关系松动，家族和村落文化没落，在这种背景下，农村教育面临深度危机，乡土知识备受冷落。

“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础”

——新建成的教育中心成了村里最美的风景

乡村文化的落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农民思想意识的落后，而农民思想意识的落后，又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乡村教育的缺失。辉县市教育局副局长王彦辉说：“教育公平是实现人生起点公平和社会公平的基础和最有效的途径。”

为了改变农村的现状，当地建设了侯兆川教育文化中心，涵盖幼儿园、小学、中学三个阶段，2012年建成。在凋敝、落后的村庄里，这个新建成的教育中心成了最美的风景。

紧随其后，最棘手的问题也来了，“待遇低、生活条件差、工作环境艰苦，本就留不住年轻人的农村，更是难以留住优秀的幼儿教师。”王彦辉说。

2012年4月，时任新乡市同济学校校长张青娥主动请缨，要来挑起新建幼儿园重担。彼时，她患癌症一年多，常常接受化疗。领导们不同意，她却很倔，她说，改变山区孩子“放牛—卖钱—盖房子—娶媳妇—生孩子—放牛”的人生轨迹，是治疗自己癌症的良药。

张青娥终于说服了领导。面对癌症的痛苦、新园的筹办、双校的重担，她却没有叫过一次苦，如何让山里的孩子享受到与城里孩子一样高品质的学前教育，张青娥在北京化疗期间一直思考着。她通过电话、短信动员以前的老部下郭文艳、宋琪和张靓等人来参与。

回到川中后，张青娥立足农村实际，提出秉承陈鹤琴活教育思想，实施生态教育，她倡导“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教育即活动、教育即唤醒”的办园理念，镌刻在教师们的心中。

初创的幼儿园没电没水、没桌椅没厕所，墙壁光秃秃的，职工宿舍空空荡荡，晚上的山风呼呼吹过似鬼哭狼嚎。在城市里已经生活惯了的女教师们，也有畏难情绪。但是看着眼前的张青娥忍着癌症化疗的痛苦却干劲十足，憧憬未来亲手打造的幼儿园能给留守的农村娃用上，他们也充满了精神动力。

老师们利用村里的玉米皮、红薯粉条、秸秆、草绳等创设和丰富幼儿园环境，开创了独具川中农村特色的文化。在幼儿园旁边，他们开垦出了60亩荒地，种上各种农作物，既自给自足，也成为颇具乡土气息的教育资源。

郭文艳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真是累，累得胸痛。但是睡一觉，第二天醒来，又满脑袋是想法、浑身是力气”。

然而，村民们却并不能理解，有的村民觉得新建的幼儿园多占了他家的地，常常来幼儿园大闹；有的村民看着年轻的女教师拖着巨大的水管浇水弄了一身泥，不但不会帮忙，还讥讽地说：“放着城市不待了，来咱这山区。”毕竟，在大部分当地村民的观念里，但凡有点本事的都在城里住着高楼大厦。

幼儿园开园后，张青娥和老师们也慢慢发现无形的落后的农村文化，成为捆住教育的藤条，让留守儿童的教育难有起色。张靓老师说：“孩子们常出现‘5+2=0’的周期规律，每到周末孩子们回到家中，一周养成的好习惯、好内容全都蒸发掉，周一回园又要从零开始。”他们意识到，幼儿的教育离不开家庭，在老人只有埋怨和愤懑、母亲只会打麻将的家庭，怎能培养出自信、礼貌的好孩子？

“我一辈子背过锄，拾过柴，就是没有拿过笔”

——通过学前教育复育乡村文化

张青娥的难题，在与孙庆忠相识后，便得到了醍醐灌顶般的解答。

2013年，一直做农村文化研究的孙庆忠教授，带着研究生到辉县市做了一项关于农村基础教育现状的调查。无心插柳的收获是，他不但看到辉县教师对教育的付出与真情，更看到农村里，张青娥所坚持的教育理想与信念是这么富有文化深意。

张青娥主张让孩子们走进大自然，强化生活与土地之间的联系、农村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正是孙庆忠一直寻找的农村文化重建的典型。

“我萌生了一种服务乡村教育的冲动，更有一种想通过学前教育复育乡村文化的强烈愿望。”孙庆忠说。

这种复育的可能就在于，张青娥意识到的要用幼儿带动家长，家长带动农村教育和文化的发展。

“何不建一所社区大学，让村民们有机会走进教室，使学校因凝聚周边村落而成为乡村建设的中心？”这一想法早已有之，孙庆忠实在担心张青娥的身体状况会难以吃得消，许多次话到嘴边，没有吐口。

不到几个月，孙庆忠就接到张青娥的一条短信，邀请他来参加社区大学的揭牌仪式。

“大学办幼儿园的有许多，幼儿园办大学的，国内还是第一份。”孙庆忠如约来参加揭牌仪式，然而张青娥却没有机会看到这一幕。

发展社区大学的未竟事业成为郭文艳等更多的“张青娥”的使命。

社区大学开学后，村民起先都只是观望。老师开始一个一个联络，各个击破。

村民靳华云说：“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来说，我的生活中除了家人和庄稼地，就剩麻将和闲话了，很无聊，就像井底之蛙一样，局限在井一样大小的圈子里直至终老。”

幼儿园宋琪老师找靳华云，“诱惑”她说：“咱开的社区大学，让咱农民在村里也能上得了大学！”

宋老师的话点燃了靳华云心中的渴望。

“80后”母亲丁丽萍，爱人在外打工，她自己带着两个孩子，总是感觉孩子很难管。听老师说社区大学里给讲育儿知识，她走进了社区大学。没想到除了育儿知识，还有阅读课、手工课，她还被当作好的典型，分析怎么陪伴孩子养成阅读的好习惯。

王合月老人小时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带着孩子们改嫁后，她便在家帮母亲照顾几个月大的妹妹，没有机会走进学堂。王合月一辈子不识字、不会写字，生活除了照顾孩子、做饭、耕地，就是去烧香。

社区大学成立后，在老师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下，她胆怯地走进教室。得知老人不会写字，孙庆忠手把手教会她写下了“王合月”3个字。

记者到老人家中采访时，王合月大娘颤颤巍巍地郑重写下了自己的名字，边写边含羞地说：“我一辈子背过锄，拾过柴，就是没有拿过笔。”

自从上了社区大学，王合月去烧香的时间少了，社区大学的课一次没有落下。

为了吸引更多人参与到川中社区大学，在成立一周年之际，郭文艳和老师们策划了一周年庆典活动。

那一晚整个侯兆川沸腾了！

一期社区大学的学员带来了诗歌朗诵、舞蹈、书法等多姿多彩的节目。这些原来只是田间地头，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村民，也有了登台的靓丽、自己的精彩！学员琚秀丽的丈夫为了看媳妇第一次登台表演，特意从市里赶回来，他坐在台下抱着孩子一动不动，孩子时而兴奋，他便按住孩子说：“别吵妈妈，妈妈演出呢！”

张靓老师说：“很多学员把视频发给远在外乡的丈夫看，他们直夸媳妇好看！”

那一晚，村民们早早地在舞台下坐等，结束后久久地不愿离去，他们站在舞台下扒着眼，看着表演结束后学员兴奋地谈笑。这之后更多的老百姓萌生了想要加入川中社区大学的愿望。

一次展演，川中社区大学生动地向村民们展示了，让社区大学学员拥有体面而有尊严的幸福人生，是社区大学的办校愿景；“做学习型家长，实施科学育儿；做智慧型成员，营造和谐家庭；做建设型村民，打造和谐社区；做有梦想的新人，带头创业致富”是社区大学的教育目标。

“我来这，是开了心了！”

——幼儿教师滋润干涸的心灵

社区大学学员、64岁的村民王英英说自己的一辈子就是一个大写的“苦”字。丈夫去世早，守寡40多年，她带着3个孩子也想过改嫁，但孩子们万一受了委屈怎么办，一狠心就自己挑起了家庭重担。

“我腿脚不好，一个人耕种6亩地，原以为把孩子们养大就成了，没想到，儿子儿媳离婚了，我60多岁的人又开始养两个小的。”王英英边说边抹眼泪。

王英英送孙女来幼儿园时，郭文艳发现：“王大娘很多时候处于忧郁的生活中，不能解脱出来，痛苦至极。我们就劝她来上社区大学，听听课、学画画，还能学习怎么高产种红薯。”没想到王英英上了课之后，就一次没有缺席过。

耕地那么辛苦，为啥还愿意来上社区大学？

王英英告诉记者：“我来这，是开了心了！”上课的时光常常让她忘记生活的苦。

刘玉昌的家中，两本荣誉证书立着、摆在家中最好的书桌上，证书里写着“社区大学优秀学员”。作为社区大学学员中为数不多的男学员，他常觉得自己有责任带动更多的男学员参加。

“以前上幼儿园连哭带闹，现在上幼儿园孩子催我走。瞧瞧咱这小孩能接受这么好的教育，俺家少两块地也值了。”曾因为盖学校占了他家地闹情绪的家长，从心底里认为地少了也值。

在村中采访时，但凡遇到村民，就能看到村民远远地跟幼儿教师打招呼、问好。

房玉萍老师常感到骄傲：“在城市里当个幼师，咱也能当，工资也高一些。但是，农村的孩子更需要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价值感吧！”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老师们的家属自愿克服小家的难处，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把爱分给农村的孩子们。李小娟的爱人常年从城里带着孩子来跟她团聚，张靓的婆婆驻扎在幼儿园里帮助她带8个月大的乳儿。

宋琪老师总被人问，你与家人总这样分离，会不会感到幸福指数很低？她自己心里清楚：“我来到盘上，其实感到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刚毕业时文凭不是很好，如今能发挥自己最大的潜能，所以常感到内心既安静又充满了力量。如果说以前的我如水，现在的我是一团火，自己燃烧着，也点燃了需要温暖的别人。”

房玉萍觉得这两年自己一下子开了窍儿，以前只知道傻干活，累得不得了，却不知道图什么，“孙教授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一样，让我们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刚入职的李珊老师，接手一个班级后压力重重，每天见家长来接来送，只会问原来的老师哪去了，至于她对孩子多好家长们从来都不会关心。“或许我没有经验，但是我把我能给予孩子的全部给了孩子，家长和老人们慢慢都喜欢我、欢迎我。现在需要有什么配合的课程活动，一句话就会有许多老乡来帮忙。这里的工作不仅仅是工作，也是我的情感寄托。”

“把留守老人、妇女的问题解决了，就从根上解决了孩子的教育问题。”辉县市教育局副局长付营玮说。

在今年6月举办的“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2018年会上，孙庆忠与郭文艳把川中幼儿园的故事带给了3000多位幼教工作者，现场无数人感动得流下热泪。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海英说：“培养一个孩子真的需要一个村庄，培养一个孩子也促进了一个村庄。川中幼儿园其实是以自己微薄之力作为杠杆，撬动整个乡村生活方式和文明状况的改变。”

多年从事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调研工作，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占兰对这一沉重的社会问题有着真切的触痛和担忧：“川中幼儿园成为文化中心，承载了几代人对文明的渴望和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向往。留守的孩子们在幼儿园能受到好的教育，弥补着亲情的缺失，给孩子们以心灵的抚慰和精神的滋养；村民们在这里懂得了怎样让平凡的生命更有意义，如何让简朴的生活更加快乐。扶贫的深层次需求，应该是激发和满足村民对文明和文化的追求，我们看到了教育的力量。”

身兼幼儿教育与社区教育，郭文艳在累的时候，常常想起张青娥的话——每一个孩子都是一粒种子，每一个社区大学的家长学员也是一粒种子，我们把种子埋进泥土里，用温暖的教育、用美好的情怀去滋润他们，乡村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就可以预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