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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寺轶闻

2021-10-12 14:30:06

卧龙寺是一个有故事的寺院。在卧龙寺天王殿有一副楹联:“青灯观青史,着眼看春秋一书; 赤面表赤心,满腔存汉鼎十分”,观者无不言其意味深长。 

位于西安市碑林区柏树林街的卧龙寺,是国务院确定的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据寺内碑刻载,该寺创建于汉灵帝年间,隋时称“福应禅院”,距今有1800多年历史。据清道光年间的《熏修卧龙寺记》碑载:“昔汉明帝梦佛入中国,悦之,因建祠南郊而致祭焉,灵帝时敕赐创修为寺,于其中讲《楞严经》,上为国家保平安之福,下为生民致安乐之庥,遂题其寺额曰“福应寺”,而神之梗祀至此隆,人之崇奉至此愈多矣。”

唐时,“画圣”吴道子来此拜佛,为寺内画了一幅观音像,引起轰动,遂改寺名“观音寺”。传至宋代,寺内僧人维果善睡,常静卧寺中,人称“卧龙和尚”。久而久之,名声远扬,宋太宗传旨将寺院改名“卧龙寺”,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长安城内从事佛事活动的主要场所。

卧龙寺占地十余亩,分为中院、东院和西院三个院落。中院占地面积最大,寺内主要殿堂分布在此。南有山门五间,向北是金刚殿五间,内供四大天王像和韦驮、伽兰像。天王殿东边是祖师殿,西边为菩萨殿。再向北为大雄宝殿,面阔五间,中间供释迦牟尼佛及文殊、普贤菩萨像。后面是地藏菩萨像,两侧为二十四诸天泥塑像。大雄宝殿东边有客堂、小寮、厨房、禅堂、库房;西边有殿主寮、祖堂、寮房;大雄宝殿后边是药师殿。再向北是法堂,法堂两侧是方丈室,东院为禅堂,西院为念佛堂。

大雄宝殿的重檐斗栱,镂空门窗皆为红色,看上去庄严肃穆。红也有辟邪一说。在大雄宝殿东边保存有一块石碑,为明洪武十年所立,碑石显文如花朵,故人称开花碑。

光绪初年有一个东霞和尚,号空龄,山东人,初为官,深感官场腐朽,弃职出家为僧于此寺,时住僧达二百余人,后人称之:“五十余年真卓绝,宗风丕振续传灯”。

提到卧龙寺,有两个人是不能绕开的。一个是慈禧,一个是康有为。先说慈禧,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仓皇逃出紫禁城,避难西安,竟给卧龙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空前繁荣。

慈禧晚年一心礼佛,大概是寄希望佛祖保佑大清江山平安无事吧。她到西安后,施银千两重修卧龙寺,并立石碑坊一座,宏大精美。慈禧还亲赐“慈云悲日”、“三乘迭耀”匾额,并为山门书额“敕建十方卧龙禅林”。当的西藏、蒙古喇嘛、王公贵族们趋之若鹜,千里迢迢送来各类贡品、佛像,其中佛像均诏令送往卧龙寺供养。在卧龙寺祖师殿也有一副楹联,上书:“熏金粟妙香拈花微笑,浸紫霞佳气万派朝宗”,彼时的奢华可窥一斑。

到了民国年间年,辛亥革命元老朱子桥等人筹资修葺了卧龙寺大雄宝殿和禅堂,在此创办了佛学国书馆,后又请来太虚法师讲经说法。

据坊间流传,民国十二年,古都西安发生一起中外震惊的 “盗经”案,一时舆论哗然,沦为笑谈。关于“盗经”一案,版本较多,有说“盗”,有说“换”,也有说“抢”的,究其真伪,已无从考证,权当轶闻趣事录之。

相关文字资料记载,那年十月,康有为受邀前往陕西游历讲学。康有为来西安之前,吴佩孚已向陕西督军兼省长刘镇华打过招呼。康在机场讲演,刘镇华亲自到现场去主持,极尽风光。 康有为到西安后下榻在位于西安西大街以南五味什字中段路北的中州会馆(又称河南会馆)。

11月30日,康有为在刘镇华的秘书纪后等人陪同下来到“卧龙寺”,为陕西佛教会讲演,受到热情接待。当天“卧龙寺”住持定慧法师陪同康有为观赏了寺内的珍贵文物——“幽冥钟”、“大悲心陀罗尼经幢”、观音像石刻,以及慈禧避难西安时赐赠的西藏贡品碧玉香炉、千手观音等宝物。

中午,定慧在寺中请康有为吃了顿素餐。席间闲聊中,康有为无意间听到卧龙寺藏有一部珍贵的南宋碛砂版《大藏经》。康乃版本鉴定大家,自然知道其中价值,不免起了觊觎之心,一再恳请定慧法师取出一睹,开开眼界。定慧法师不好拂了康有为的面子,便引其登上藏经阁,只见佛经架上一字排开五个楠木大柜,柜门上雕刻 “钦赐龙藏”四个大字,四周描有金彩龙纹,光彩华然。

定慧打开柜门,取出经卷请康有为鉴赏。康有为打开经卷,心头不由一阵狂喜:此《大藏经》纸质坚实,字迹秀丽,且系海内孤本,实乃不可多得的无价之宝!但目睹经书被随意堆放,有些经卷已生书虫,有些经卷边角竟被僧人剪作鞋垫,他眉心一皱,问道:“法师,这《大藏经》怎么残缺不全,且又生了书鱼(蛀蚀书籍的小虫)呢?”

定慧无奈一声长叹:“道光年间此寺曾经荒废,一度被戏班子占用。那些外行人怎知此经之珍贵,便随意处置,以致散失不少。咸丰同治年间循例晒经,不慎偏又遭雨淋,使经卷受潮,岂能不生书鱼?”

康有为听了不免有些心痛:长此以往,这价值连城的宝贝还不知被糟蹋成什么样子呢!他当下向定慧提出以北京内府佛藏经、哈同园藏经、商务印书馆续藏经各一部进行交换。定慧有些犹豫。康有为瞧瞧身边陪同的纪后等人,转念提出另一个想法。他万般激动道:“《大藏经》乃无价之宝,倘能影印出版,广为流传,无疑是佛学界一大盛事尔!”

定慧尚未开口,纪后等人见风使舵,连忙随声附和:“恩师所言极是。此举若能实现,实在是功德无量!只是西安尚无照相制版印刷设备,再说经卷不全,又如何付印呢?”

康有为笑道:“西安不行,可运往上海印刷。至于残缺经卷,也并非无法补齐。有为家中即藏有元朝普宁本,北京松坡图书馆藏有宋朝思溪本,叶恭绰藏有宋朝景定陆道源本,福州涌泉氏藏有元朝亦黑迷失本、狼山之明朝永乐本。若法师允许,康某愿将这不全的旧经带回补齐,交付印刷,出版后即回赠一部新经,以便珍藏。如何?”

定慧听了不语。康有为看出定慧的心思,于是信誓旦旦保证:“法师只管放心便是,康某说到做到,决不食言。倘有疑虑,康某愿立字据,签字画押,以作保证。”

纪后等人也在一旁极力帮腔劝说,甚至打出了刘镇华的招牌施压。经过一番“威逼利诱”,定慧终于松口。康有为当即立下字据,兴冲冲告辞而去。

或许是担心定慧中途变卦,回到下榻的中州会馆,康有为当晚即令弟子张扶万带着17辆大车前去卧龙寺装运《大藏经》。僧人对张扶万的提前到来十分惊讶。当时场面混乱,不少人已知该经为稀世珍宝,莫不藏匿,个别僧人亦趁火打劫。装完《碛砂藏经》,张扶万又令人顺带搬走了清代的两柜经书。

寺内一些高僧本来就对此事不满,持反对态度,发现这一情况,顿时群情激愤,要找康有为理论,讨回经卷。康有为听说后,认为是小事一桩,把错拉的经卷完璧归赵就可了结。但他没有料到的是,他来陕西后的言行和举动早已激起陕人的不满和反感,这“小事一桩”竟成了导火索,很快引爆了一场驱逐他的政治风暴。

原来,镇嵩军出身的刘镇华投靠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等人,当上陕西督军兼省长后横征暴敛、纵兵殃民,早激起陕西人的愤怒和反抗。 刘镇华请康有为来陕游历讲学,意在借圣人之口压制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维护他的统治地位。康有为来陕后在易俗社夸夸其谈,为刘镇华歌功颂德,引起陕西进步人士的愤慨和抗议。继而在游历陕西各处名胜古迹时,他又仗着自己知识渊博,提出一些问题来考问陪同的省府大员、地方官吏。有回答错误者,他便以师长身份加以训斥,闹得省府大员、地方官吏当场难堪,对他产生畏惧、不满和反感。

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又发生了卧龙寺“盗经”事件,终于将陕人对康有为的不满、反感和愤怒情绪推向了最高潮,游行的人群将中州会馆围得水泄不通,进行声讨。

首先,是思想进步的开明人士相互串联,他们发起组织成立了陕西古物保存会,公推李仪祉、杨叔吉为代表,去省议会找议长马凌甫说明情况,请求支持。适逢省议员兼法院律师陈松生在座,他愤愤不平道:“康有为派人搬走不在签订合同之内的经卷,就是盗窃行为,就要追究法律责任。”马凌甫当即表示支持。于是推举陈松生以陕西古物保存会名义向地方法院起诉,同时分别通知省内外有关人士声援、支持。

梁漱溟先生在《忆往谈旧录》中说:“在西安逗留期间常去卧龙寺盘桓,某日与寺僧交谈中得知康有为尝来此寺将珍藏于寺中的部分佛典径自携去据为己有。康有为海内知名,寺僧敢怒而不敢言。我闻知此事深感不平,返京后遂为此往访黄远生,以依据法律维护卧龙寺权益问题请他给予指点……”

陕西地方法院受理此案后,先派法警持拘票前往中州会馆拘拿康有为归案,然后派员去省府通报情况,意欲使刘镇华无法庇护。由于会馆门卫坚持没有刘省长手令不准拘人,法警将拘票交康有为过目后返回,才使康有为避免当众出丑。

据传,收到陕西古物保存会的求援信,曾追随孙中山,且与陈其美过从甚密,被尊为上海洪帮山堂“峪云山”山主、青帮 “大字辈”的徐朗西(陕西三原县人)请人画了一幅“康圣人盗经图”,配上“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标题送报馆发表,一时举国皆知,中外轰动。

更为丢人现眼的是,光绪年间乡试中举,委以候补知县,对清末军政之腐败敢直言不讳,在安邑任内,曾说服八旗军,为诬定为“匪徒”的十余名百姓平反冤狱,辛亥革命后,又断然拒绝北洋政府聘其为国会议员,在当地被誉为贤吏的渭南人武念堂写了一副极尽讽刺挖苦的对联,贴到中州会馆大门上,联曰:“国家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横额:“王道无小”。

这时,有一个人站出来,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人就宋伯鲁。他是陕西礼泉人,曾任山东乡试副考官,都察院山东道监察御史,百日维新期间,参与成立“保国会”,向光绪帝递呈奏章,支持康、梁维新变法,与康有为算是故交,且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书画。宋伯鲁得知此事,深感不齿,没想到堂堂的康圣人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做出这等糊涂、这等荒唐、这等有失颜面的事来,他当即提笔书写一便函,差人送到中州会馆,交至康有为手中。信函内容大致如下:

更甡我兄先生道鉴:

顷闻外间轰传卧龙寺换经一事,将起绝大交涉,窃思我公德高望重,辞受取与之间,丝毫不苟,弟知之熟矣。卧龙寺残经,榆档流传,历祀数百,秦人视之有若球图。一旦闻公辇去,自然不悦,群起而争,势所必至。吾兄此次来秦,莫不仰叹,以为千载一时,若因此小节使秦人得议其后,不特于风德有亏,且使兼座又何以为情耶?拟请即刻发还,以息浮言,庶化堆垛为烟云,而日月之更,莫不仰望者矣。冒昧上言,务希嘉纳,临笺无任悚惶之至。

癸亥年腊月 二十七日

宋伯鲁意在尽量在保全康有为名声的前提下,完好无损地追回经书。隔日,他又到中州会馆,面劝康。两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

康有为没想到此事竟掀起如此轩然大波,大为恼火。事已至此,他不得不表示退让,一面极不情愿地撕毁字据,派人将《大藏经》和其他经卷送还定慧,一面亲自去见刘镇华,申诉陕西人对他发生误会的委屈,提出要离开陕西。对康有为来说,自然是希望刘镇华能够挽留他,出面替他澄清事实,挽回颜面。不料刘镇华听后竟半晌未语。请神容易送神难。刘镇华原想借康有为的名望给自己脸上贴金,没想到适得其反,落得一身臊气,还受到舆论攻击,责骂他伙同康有为盗卖文物,闹得他有口难辩,很是被动。康有为既然要离开陕西,他乐得顺水推舟,便说:“路上寒冷,还请先生购置了冬衣再起程,如何?”

康有为心中多有不快,可又不便表示,于是就开了好长一列衣服单子交刘镇华办理,计有各种狐皮袍子一百多件,也算出了心中一口愤愤不平之气!

民国十三年元月六日,康有为结束在陕西的游历讲学,离开了西安。刘镇华既没有出城相送,也没有设宴饯行,仅在中州会馆“菲酌”了事,比起康有为入陕时的气派场面,未免有些“前恭而后倨”了。不过康有为也不愧是见过大世面的,临别仍不计前嫌,题诗相赠,将刘镇华恭维一番:“可园多月泉石娱,适馆将军礼数殊。台筑黄金惭国士,曲歌白雪愧鸿儒。回廊步月桥通水,广座延宾遵酌衢。竹里行厨花下马,应留佳话好贤图。”

民国十三年1月12日的《申报》上,刊发了如下一段新闻: “西安卧龙寺内,旧藏明代钦赐全部藏经,近被康有为以胁迫、抢夺手段,尽数用车拉去后,群情异常愤激......康氏则曰:‘法庭敢传讯我乎?’随侍康氏之弟子邓纲重见陕人坚欲索还,愤然曰:‘此藏经如坚阻不准运,宁愿付之一炬,决不璧还。’陕人闻此,情愈愤激。”

民国十三年1月29日的《顺天时报》刊登了一则康有为去湖南、湖北的新闻,也以《盗经之圣人康有为仆仆往来湘鄂》为题报道。

八年后,朱庆澜、叶恭绰、狄平子、徐乃昌等人在上海发起并成立了“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并在西安设立了“影印宋版藏经会西安办事处”,历时近一年,终使无价国宝南宋碛砂版《大藏经》得以付梓,重见天日,广为流传。

康有为病逝后,《金刚钻》杂志在发布新闻时,故意加入一句“忽而之陕”,并附评论《圣人死,大盗止》。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风住尘香花已尽,物是人非事事休。往事知多少,不思量,自难忘。一部《大藏经》也映照出了彼时的世道人心,人生百态。

如今,卧龙寺尚在,而一切皆成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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