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山钟灵秀，诺水出奇兰。今年当选的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杜海峰就出生在秦巴山的巴中市，作为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发展研究院院长，长期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乡村振兴是他一直以来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突破的重点应该是在农村。基层党组织是‘传感器’‘执行器’和‘蓄能器’，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亟待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作用和提高基层干部能力。”杜海峰说。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杜海峰

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是政协委员履行好职责的基本前提，是履好职的第一步。作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坚持不懈地用科研的态度履职尽责，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带着使命走出校园、深入田园。进入村民家中，与村民面对面交流；走在田间地头，详细了解群众生产生活情况。

调研中，杜海峰发现，虽然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思想认识“让位”，自身建设“缺位”的现象。这直接影响了基层组织功能发挥，进而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效果。

杜海峰认为，只有抓好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核心的各类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把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作风优势转化为推动乡村的发展优势，才能凝聚各方力量，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针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杜海峰建议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健全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筑牢基层组织平稳运行的根本。要在乡村继续加强党的领导和组织建设，以有效应对各类冲突与矛盾，提高工作效率与治理成效。认真总结分析基层换届选举的基本情况和有效经验，筛选出党建薄弱的村庄，在这类村庄定向发展党员，配强支委干部。

在面积较大，人数较多或者管辖区域较为分散的乡镇，试行镇党委委员分片包干，落实属地责任，强化党务管理；可以考虑在村党支部与镇党委之间设立数量适中的村党总支或管理区，通过增加必要的管理层级提高管理效率，更好地落实党的领导。而针对基层民主建设，杜海峰则建议，提高对“一肩挑”负责人的监督，加强两委领导班子建设，压实基层政权组织的主体责任。

目前乡村基层已基本落实“一肩挑”，身兼两职的“一把手”既有动力也有压力。为切实防止“一肩挑”可能出现的“一言堂”“家长制”等问题，也为了避免由于工作繁多出现的顾此失彼情况，应进一步健全和落实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党员议事会制度、村干部岗位承诺述职制度、民主评议村干部制度、村务公开和民主理财等多项制度；落实权力运行清单、履职报告清单和履职负面清单。在村（社区）班子成员配备上，根据组织原则加强动态调整，把实绩突出、群众拥护的干部和能人及时选任到村“两委”岗位上。要大力实施乡镇干部、村干部“上挂下派”交流学习机制，不断加强后备干部队伍实践锤炼、跟踪培养和动态补充；在提高两委班子成员经济待遇的同时，进一步畅通晋升通道。

在党的坚强领导和对基层“一肩挑”负责人的监督外，杜海峰还注意到了人才的问题。他认为要培养基层骨干人才，深化全民参与乡村治理，补足乡村振兴人才短板。

注重从回乡优秀青年、返乡创业能手、返乡知识青年、大学生村官及致富能人，特别是从退伍军人中选人加入村级治理中，在基层组织中任职或挂职，提高农村各类基层组织整体素质和治村本领，提高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质量。促进“内育”与“外引”相结合，优化人才队伍结构，大力培养本土人才，推动专业人才服务乡村，吸引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做到内“育”一批新型职业农民、外“引”一批优秀能人和重“用”一批农村专业人才，加大科技特派员选派和人才“组团式”帮扶力度，全力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健全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强化人才振兴保障措施，以县域为单位制定长远的农村基层组织人才工作规划。

同时，基于对村庄自治现状的调研，杜海峰建议创新管理方式加强村庄自治，激发基层组织参与治理的活力。他发现，目前的村级治理工作繁杂，村干部负担重，不少村庄有村级组织机关化、村干部职业化的倾向，与群众脱离，造成村级治理成本上升，国家资源下乡效果不佳。

因此，就需要合理精简优化上级对下级的硬性要求和考核指标，统筹整合各类检查和评比，减少对基层工作的“干扰”，增加基层组织的自主空间。另外，在推进基层组织工作达到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对基层组织考核注意个性化，不求面面俱到、样样优秀，而应引导在点上突破，个案创新。

杜海峰还特别关注到了村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他建议从两个方面来推进村际基层组织间的交流与合作：一方面，在县域范围内，建立村级基层组织定期交流学习制度以及交叉“挂职”制度；特别是鼓励“先进村”和“落后村”干部的交叉挂（任）职；促进基层组织之间的交流。另一方面，县级组织部门经常性组织实地培训和定期主题交流活动，为基层组织成员交流提供平台。

实习记者 权子昂 通讯员 吴建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