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杜海峰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烟花爆竹生产国和出口国，烟花爆竹产业多年来一直受到政府等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在生产成本、安全控制和产品质量方面具有很大的竞争优势，未来发展空间广阔。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各省市县都适时制定了自己的条例或规定（通知），并通报或重申禁燃禁放政策。恢复民俗传统的呼声日渐强烈。哈尔滨、成都、上海、西安等100多个城市开始实行有限解禁。“解禁”的呼声不仅响彻民间，还成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杜海峰关注的热点。

作为新当选的全国政协委员，杜海峰教授倍加珍惜政治荣誉，扛好政治责任，发扬西迁精神，利用政协的平台，主动作为，以人为本，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声音，为高质量的资政建言打好基础。从东部沿海城市，到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摸实情、解民意。在调研中发现，烟花爆竹燃放大多存在“一刀切”现象，例如全时段不允许燃放、简单将城区设为“禁放区”、农村设为“限制区”，且处置手段多是“一罚了之”。

他说，从爆竹到烟火，彰显着我国古代精湛的工艺发展和繁荣的文化传统。烟花爆竹生产、销售、使用是一个链条，简单禁止在城区燃放这一环节，不利于畅通整个烟花爆竹的供销链条，不但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也不利于保留中国传统的年俗文化。在传统民俗与环境保护的平衡中，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现实和民意，重大节日城市烟花爆竹燃放应该因时因地制宜，不应该“一禁了之”，为此提出如下五条建议：

科学合理划分燃放地点和时间。按照法律规定，县级政府应该科学细化“禁放区”“限制区”以及燃放时段，并提前征求居民意见。一方面，在城市规划时，应该考虑多功能的城市公共空间，在旧小区改造中应扩大广场绿地等公共空间，为烟花燃放等提供场地，这是基础，是“因地”的条件；另一方面，在以小区为单位，在综合考虑安全环保等因素的基础上，划定燃放区域，并赋予小区物业相应的管理权限。

生产是源头，治理源头是治本。一方面要严格按照法规要求生产合格合规的烟花爆竹产品，另一方面要强化产品生产的分类管理规范，强制要求厂家在产品包装上印制醒目的分类安全提示，并执行统一的分类燃放标准：无危险、低污染的可以放开，中危险、中污染的要管控，高危险、重污染的要限制。更为重要的是，要加强烟花爆竹产品的科技升级，重点引导和鼓励绿色安全替代产品的开发和销售。烟花销售环节是治理的关键，在继续严格执行销售证的基础上，给商家赋予安全提示、环保提醒等强制责任。

加强教育引导，不能让春节记忆就只是“放鞭炮焰火”。在满足民众基本燃放要求的过程中，在产品开发，销售，甚至燃放等环节，加强教育引导，不能让春节记忆就只是“放鞭炮焰火”，应该注意在烟花外形、燃放过程以及燃放效果中考虑植入相应的民俗教育元素。同时，各级政府和教育机构应该考虑传统民俗如何继承和创新，积极发掘和引导形成巡游、社区团拜等新年俗。

政府主动作为，革新和丰富传统节日中民俗活动的形式和内容。部分地区探索集中燃放的新模式，这样的创新应该鼓励并继续保持，有了集中燃放，既能满足群众燃放的心理需求，也能更好地烘托节日气氛，还能汇集人气。除了集中燃放，还可以通过举办巡游、社区游园等可能的新年俗活动，分担烟花爆竹燃放的压力。

制定针对性的措施，严格执行相关政策法规。现有的法规一定要严格执行，不能“一刀切”，“一起禁”，要充分体会法律法规精神，回应大众需求，特别是生产和销售环节要更加严格执行相关法规和制度，对于消费者，应该宽严相济，引导教育为主，但对于典型恶性事件当事人，要从严处罚，起到警示作用。

根据实际情况，出台有针对性的新措施。对于烟花爆竹燃放后的废弃物，在鼓励民众自觉回收的同时，还要有措施，例如大件烟花爆竹废弃物的押金制度、特种税收等。

记者 庞玲玲 通讯员 吴建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