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了俄亥俄州，但记忆中的故土已然消逝。

如果我能真正理解都柏林，那我也能

理解这世界上的所有城市。

在一粒沙中，我们看到整个世界。

我的故乡，回到20世纪的50年代，正是美国梦的一处梦乡，在那个名为俄亥俄州克林顿港的市镇上，所有的孩子无论出身，都能获得体面的人生机遇。但半个世纪过去后，克林顿港的生活却已成为一场美国噩梦，整个社区被划分成泾渭分明的两部分，两边的孩子各自驶向彼此不可想象的人生。早在出生的那一刻，孩子们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不幸的是，克林顿港上演的悲剧只是美国社会现状的一个缩影。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它为何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又应如何行动起来，改变我们社会被诅咒的命运——这就是这本书将要讨论的问题。

从现有最严谨的经济和社会史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景况，当时，小到克林顿港，大到整个美国，社会经济壁垒处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最低点，具体表现为：经济和教育高速发展；收入平等程度较高；邻里和学校内的阶级隔离维持在低水平上；种族间通婚和社会交往的阶级壁垒也可以轻易打破；公民参与度高，社会凝聚力强；出身社会下层的孩子们有着充足的机会去攀登社会经济的上行阶梯。

克林顿港是个小地方，种族构成也谈不上多元，但从其他各个方面来看，克林顿港确是一个可以代表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微观缩影，从人口、经济到教育、社会，乃至于政治，都是如此。（克林顿港是渥太华县的县府所在地，而渥太华县则是美国风向州中的风向县——也就是说，渥太华县的选举结果在历史上总是最接近全国范围内的结果。）我高中同学的人生故事向我们展示出，无论贫穷富有，甚至无论肤色黑白，所有的孩子都有机会走向成功。在我的班级上，贫穷的白人小孩唐和莉比，贫苦的黑人小孩杰西和谢丽尔，还有弗兰克这位我们班级内唯一真正的富家子弟，他们的人生能走多远，首先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才华和进取心。

美国之大，没有哪一个市镇或城市可能完美展现国家的全貌，况且50年代的克林顿港也并非人间天堂。这里的少数群体遭受着严重的歧视，女性甚至经常为社会所边缘化。正如我们在本章接下来会进一步讨论的，当时美国的社会问题在克林顿港亦无从回避。如果不经大规模的社会变革，现如今恐怕没什么人愿意重回20世纪50年代的克林顿港，我也是如此。但，社会阶级在当时并不是决定人生机会的主要因素。

但是，当我们的目光投向21世纪的克林顿港时，现如今富家子弟和穷苦孩子所面临的人生机会已经有了天差地别，从我们接下来将会读到的切尔西和大卫的人生故事中，即可见一斑。今天的克林顿港，随处可见壁垒森严的阶级隔离，按照学校官员的说法，校园内停泊着阔绰富家子弟的敞篷宝马车，与之一步之遥的是他们贫穷同学的破烂老爷车，有些人无家可归，每晚把车开走后就睡在车里。发生在克林顿港的种种变化，涉及经济环境、家庭结构和父母管教、学校和邻里社区，而克林顿港的新故事又是整个美国的一个缩影，现在，这些已经导致越来越多的孩子们，无论种族，也无论性别，正在被拒之于美国梦的大门外。既然我们要探讨机会平等，1959年的克林顿港就是开启我们本书旅程的绝好起点，因为它总是可以让我们警醒，美国梦已经同今天的社会渐行渐远了。

***

1959年6月1日，镇中心的克林顿港高中。暮色降临时，白昼的骄阳暑热渐已散去，夜晚的空气清凉如水。150名新科高中毕业生走下学校的阶梯，手中紧握着我们崭新的毕业证，毕业典礼刚过，大家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在这个伊利湖畔欢乐友好的市镇（人口6500，大多数是白人），我们度过了美好的少年时光，虽然还对过去的生活眷恋不舍，但我们更对未来的前途信心百倍。一如既往，这是一场全镇范围内的庆典，1150人参加了我们的毕业礼。无论是否血脉相连，镇民们都把这群毕业生视作“我们的孩子”（our kids）。

唐

唐说起话来柔声细语，是一个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白人孩子，但我们班级中从来没人会在意他的家庭，因为唐是我们最闪耀的四分卫明星。唐的爸爸只受过初中教育。为了维持家庭的生计，这位父亲不得不起早贪黑，打两份工——第一份工作是在克林顿港制造工厂的流水线上，从早晨七点开始，到下午三点结束；第二份工作是步行至不远处的一家当地罐头厂，工作从三点半开始，一直要干到晚上十一点。唐的妈妈念到了高中二年级，用唐的话来说，她就“活在厨房之中”，整日操心着全家人的一日三餐。每天晚上，这位妈妈都会和唐以及他的两个兄弟坐下来一起吃饭。他们吃的通常是零碎食物，把厨房里所有能吃的东西配上土豆一起油炸。等到他们的父亲下班回到家时，男孩们早已进入梦乡。

唐这一家人住在镇上较穷的区，一直到唐离家上大学时，他们家都没有汽车，连电视也没有。要知道，当时美国80%的家庭都有一部汽车，90%的家庭有一台电视。每周去教堂的时候，他们的邻居会将唐家人带上。他们没有钱外出休假旅游。不过，他们住在父母有其产权的房屋里，因此感觉到经济上尚且安全。唐回忆道：“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是个穷孩子，直到我上了大学，修了《经济学入门》这门课，我才发现自己一直是‘被剥夺的’（deprived）。”

虽然家境平平，唐的父母还是敦促他一定要上大学，如同我们班里许多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唐选修了克林顿港高中的大学预科课程。他的母亲逼着他练了六年的钢琴，但他的真爱却是体育运动。唐是篮球和橄榄球赛场上的健将，即便工作再忙，他的父亲也绝不会错过他的每一场比赛。在接受我们的访谈时，唐轻描淡写地带过了克林顿港的阶级差异，他说道：“我家住在镇东边，有钱人住在镇西边。但大家相逢在运动场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尽管唐的高中好友无一人进入大学，但唐自己的学习表现却十分优秀，毕业时成绩位列我们全班的前四分之一。据他所言，他的父母对大学“一无所知”，不过幸运的是，他在教会里有熟人。“镇上有位牧师一直很关照我”，唐说道，“他还向我最终就读的大学推荐了我。”不止如此，在申请助学金以及整个录取过程中，这位牧师也对唐多有指点。

从克林顿港高中毕业后，唐升入俄亥俄州南部的一所教会附属大学，在这里，他仍活跃在橄榄球赛场上，随后进入神学院。据唐所言，在读神学院时，他曾一度怀疑，他能否“如赛场上那般游刃有余地”做个牧师，于是他回到镇上，准备告诉父母他要退学。回家那天，唐路过镇上的台球房，顺道跟老板打声招呼。这家店的老板是他父亲的老朋友，见他前来，便把他隆重引见给店里的客人，称唐是“咱们未来的牧师”，还有一位客人请唐为他祈祷——他不由感到，这些迹象表明，自己应当继续牧师的人生之路。

大学毕业后不久，唐就和一位名叫琼的高中老师结婚了，他们婚后育有一子，这个孩子后来成为一所高中的图书管理员。在度过了多年成功的牧师生涯后，唐最近才刚退休。但他仍不时到镇上的教堂帮个人手，而且多年来一直执教高中的橄榄球队。回顾往事，他说自己这辈子得到了上天的眷顾。唐出身于一个贫穷但却友睦的家庭，却能成为一名成功的职业牧师，这反映出他与生俱来的才能和球场上的不屈勇气。但也正如我们所能看到的，唐所取得的这种社会上行流动（upward mobility），在我们那个班级中并不是个案。

弗兰克

弗兰克来自克林顿港少有的富庶家族。自19世纪末，他的外曾祖父就开始经营渔业生意，到弗兰克出生时，他的家族企业已经是多元经营，不但进入房地产业，还将触手伸入当地多家商业机构。早在20世纪30年代，弗兰克的母亲就从大学毕业，紧接着还在芝加哥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弗兰克的父亲是一位受过大学教育的牧师之子，就是在芝加哥，两人相遇，很快结为夫妇。弗兰克出生后，他的父亲开始接管家族的生意——渔业、农场、一家购物中心，还有镇上的餐厅等——而他的母亲则投身慈善事业。

克林顿港有一家游艇俱乐部，向来都是当地社会精英的会所。在弗兰克还是个孩子时，他的外祖父、父亲和舅父就已先后担任过游艇俱乐部的“会长”，而他的母亲和姨母则被选为“船长”——已然臻至当地社会的金字塔顶峰。一言以蔽之，在克林顿港高中1959届同学的家长中，弗兰克的父母最有钱，受教育程度最高，社会声望也最为卓著。

同弗兰克的家庭相比，那些处在社会经济底层的家庭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但即便如此，如果较之于今日美国（甚至是克林顿港）普通存在的两极分化，50年代的社会差距还是要缓和得多。弗兰克的家，同唐的家相距只有四个街区，在他的记忆中，邻里可以说是“各色人等的美妙杂居”——卡车司机、杂货店店主、环洋超市的收银员、本地公司的员工、消防队长、加油站老板、护猎员。“我们不是一起在后院打棒球，就是在街角踢足球，”弗兰克回忆起往事，“人与人之间相处，和谐融洽。”

尽管家世殷富，但从15岁那年开始，弗兰克就在家族经营的餐厅里打暑期工。同他的高中伙伴们一起清除涂鸦，打扫卫生。他的家族谨慎低调地处理他们的社会地位。“当你身在克林顿港，周围的孩子们都只买得起一罐可乐，那你也只能买可乐，”记忆中，弗兰克的外祖父就曾这样训斥过他的舅父，“如果我们到了克利夫兰或纽约，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但是当你和克林顿港的孩子们生活在一起，你就绝对不能出格。”

读高中时，弗兰克完全融入到班集体，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他行事低调，这让很多同学以为他就是一个寻常百姓家的孩子。不过，蛛丝马迹仍有显现。弗兰克是我们班第一个带牙箍的孩子。上小学时，每到冬季，他就有几个月在位于佛罗里达的家族别墅里度过，在那里上学。他的外祖父是我们学校的校董。曾有一次，弗兰克的父母邀请了一位老师来家共进晚餐。事后，弗兰克还责怪他的母亲，“你这么做，分明是要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难堪！”还有一次，父母有意出面干预他一门课的成绩，这让弗兰克感觉岂有此理：“你们是在开玩笑吗？天呐，在我们孩子眼里，老师永远都是对的。”

论学习，弗兰克资质平平，但这并不意味着父母会放松对他的教育。“从出生那一刻直到进入大学，我的人生早已被规划好了，”弗兰克告诉我们，“我知道自己得上大学，最好还要坚持到毕业。”在父母的经济资助下，他进入了本州的一所小学院，主修新闻专业。大学毕业后，他参加了海军，入伍七年的时间，他驾驶着海军运输机在全世界环游。“我爱那段日子，”弗兰克回忆道。

海军退役后，弗兰克在《哥伦布邮讯报》做编辑，一干就是25年，最终却因为反对社里一些人事变动而被炒了鱿鱼。从那以后，他重回克林顿港，半退休地在家族企业里做事，先后做过鱼类清洁、码头租赁，还经营过时装店。世事艰难时，靠着外祖父在他出生时就设立的一份信托基金，弗兰克还可以安然度日。 “不是什么大钱，”他说，“但至少我不会挨饿受冻。”弗兰克的家族财富就这样保护着他，使他不致因生活的碰壁而伤痕累累，但这份财富又绝非那种可以助他一飞冲天的跳板，让他可以遥遥领先于唐以及普通人家的同龄人。

50年代克林顿港的阶级差异

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克林顿港，阶级差异并不是消失不见，但如果说弗兰克和唐的人生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那就是这种阶级差异还是隐而不彰的。体力劳动者的孩子，同职业人士的孩子生活在相似的家庭环境中，从校园和邻里社区，到童子军和教会团体，两类家庭的孩子们自然而然地打成一片。现如今，无论是经济安全、家庭结构和养儿育女，还是在学校教育和邻里社区内，阶级差异都表现得壁垒分明（正如我们很快就可发现，即便在克林顿港也是如此），而回到50年代，阶级差异如果说有的话，也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我们看克林顿港高中1959届的毕业生，无论家庭背景如何，几乎每一个孩子都成长于完整的家庭中，生活在自家拥有的房产里，邻里之间友爱团结。

我们的父母文化水平都不高，通常是母亲居内持家，父亲在外赚钱养家。事实上，在我们的父母中，大学毕业的比例尚且不到5%，1/3的父母甚至连高中也不曾读完。（在高中教育普及之前，他们中的大多数就已经结束了自己的学业。）但是，镇上每个人都得益于二战后美国普遍的经济繁荣，只有屈指可数的家庭才受过贫困之苦。而如弗兰克这样来自富裕家族的孩子在镇上可谓是凤毛麟角，而即便是他们，也在尽己所能地隐藏着这个事实。

有些人的父亲干体力活，忙碌在当地汽车零件厂的流水线、市镇周边的石膏矿场、本地的陆军基地或者小型家庭农场。还有些父亲是小生意人，比如我的父亲，财富随着商业周期的波动而起起落落。那个年代，一个勤劳的人不愁没工作，工会组织也强健有力，很少有家庭会遭遇失业或严重的经济困境。同学们无论社会出身，大都热情地参与运动、音乐、戏剧，以及各类的课外活动。每逢周五晚的橄榄球比赛，镇上的人们总是如潮涌到球场。

半个世纪后，回首过去，我这一届同学（多数现已退休）活出了精彩的人生故事。在我们中间，近3/4的同学的受教育程度要高于他们的父母，绝大多数在社会经济的阶梯上攀登得比父辈更高。事实上，那个时代出身平平的孩子，时常反而比家境优渥、父母受过高水平教育的孩子取得更高的社会经济成就。若是以当代的标准来看，我们班同学在教育上的流动程度尤其引人注目，这当然折射出20世纪高中和大学教育革命的杰出成就。当年高中辍学的父母们，他们的子女过半数上了大学。在这些孩子中，很多不但是家庭里的第一位大学毕业生，甚至还是完成高中学业的第一人——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就完成了如此进步，实在是非凡的成就。更令人鼓舞的是我们班上两位仅有的黑人孩子的人生故事，如下文所见，虽然他们要同种族偏见做斗争，虽然他们的父母无一从小学毕业，但这两个孩子还是获得了硕士学位。

回到50年代的克林顿港，无论何种肤色或种族的孩子，社会经济意义上的阶级都没有构成如此不可逾越的障碍，但到了21世纪，阶级就成为了一座新的大山。如果平均而言，1959年那一届学生的孩子并没有取得超越他们父辈的任何教育进步。8这就好像曾有一道自动扶梯带着1959届的大多数学生向高处走，但就在我们自己的子女行将踏上之际，这扶梯却戛然而止。

就我所在的1959届毕业生而言，如果每个人前进的步伐一致，就会出现绝对社会流动高，但相对社会流动低的情况。但实际上，在我的同学中间，即便是相对社会流动也是很高的。如果我们考察来自社会经济下层家庭的孩子，就会发现，他们所取得的上升流动并不亚于那些出身最优越的孩子。简言之，为数众多的底层孩子大踏步地向高处走，而顶层的孩子则有少数不进则退，甚至是退步。

诚然，父母若是教育程度低，则他们的文化视野会更狭窄，对高等教育也所知甚少，对孩子教育的期望值经常也更低。然而，在50年代，只要有人鼓励我们读大学，我们就总是会读，无论这样的鼓励来自我们的父母，还是我们的老师、邻里社区的长者（比如唐所遇到的那位牧师），或者我们的朋友——在我们这代人读大学这件事上，经济条件、财务状况和居住社区环境并没有产生什么可见的影响。在当时俄亥俄州的全境内，公私学校收费皆低廉，而且学生也能得到大量取自于地方，也用之于地方的奖学金——扶轮社（Rotary Club）、汽车工人联合工会、青年妇女俱乐部等。如果统计克林顿港高中1959届学生中的全部大学毕业生，其中2/3是其家庭中第一个读大学的，1/3甚至是家庭中首位完成高中学业的。当60年代的序幕在克林顿港缓缓拉开之时，一项温和的教育改革也随之到来，新举措针对来自贫困家庭的优异学生，旨在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学业指导。种种迹象表明，机会平等时代的钟声已经敲响，但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能读到的，也正是在那个时刻，美国的社会历史发生了路线的逆转。

有些出身中下层阶级的孩子，高中毕业后并未立即进入大学，他们中间约有1/3的最终曲线救国，通过诸如社区大学这类机构完成了高等教育，而且在这部分同学中间，更卑微的家庭出身并未造成进一步求学的逆境。他们的成功或许姗姗来迟，但只要是成功，还是更进一步地弱化了在家庭出身和最终教育水平之间的关联度。

统计我在克林顿港高中的同学，相关证据可以毫无疑义地表明，克林顿港在50年代是一块社会流动取得超凡表现的乐土。经济贫困、家庭破碎、邻里淡漠、贫富两极分化，以及社会组织涣散，在今天看来，上述因素强有力地决定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延续，但在20世纪50年代，它们都是微不足道的，上一代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不会直接传递给下一代，也正是因此，社会流动远高于今天。一次又一次地，1959届的同学们会用一样的话来形容我们青年时的物质生活条件：“我们很穷，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穷。”事实上，如果要看我们那代人所曾享有的宽广而深厚的社区支持，我们是富有的，但同样是我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罢了。

但是，性别和种族又将会如何影响我们那代人的人生？在展开我们对这些关键问题的讨论之前，还是先来倾听我以下三位同学的故事。

莉比

莉比的父亲是一位农民，也是美标公司工厂的一名熟练技工，而莉比的母亲则是一位全职主妇。父母都只念到高中一年级。全家人住在市镇以外一个破落的空旷农舍里。莉比，在家里十个孩子中排行第六，常常只能穿上面五个哥哥姐姐的旧衣服。有这么多张嘴嗷嗷待哺，家里的钱很是紧张。莉比从来没有过自行车，也没有学过滑冰。“那些东西，”莉比说，“可不在我家的预算之列。”但所幸，莉比家有30英亩良田，父母勤劳，哥哥姐姐吃苦能干，一家人种植蔬菜，养鸡饲牛，倒是从来不知挨冻受饿是什么滋味。

莉比的父母是孩子们的好榜样，支撑着一个可以同甘共苦的和睦家庭。全家人总是共进晚餐，饭前还要一起祈祷。父母坚持让孩子们在家里也要说“请”和“谢谢”，直到最后一人用餐完毕，全家人方能离开餐桌。这种凝聚的精神承袭至今：莉比和她的兄弟姐妹如今均已人到古稀，但每当逆境袭来时，她们仍然“胼手胝足，患难与共”。

这个模范家庭的社会生活主要围绕着学校和教堂。莉比的父母都参与了家长—教师联合会（PTA），关注孩子们在课业以外的追求；每到周末，全家人会一起前往教堂。机缘巧合时，教会中的年轻学生要承担起成年信徒的工作，一次完成布道后，莉比收到了来自教友们的卡片，表扬她出色地完成了布道的任务。莉比的第一份工作也得益于此，当时镇中心的商铺老板认出她就是布道坛上的女孩，当场就雇用了她。

在学业方面，莉比的父母对子女们期望很高。而莉比也不负所望：她是大学预科班内的优等生。同样重要的是，莉比人缘很好，朋友们都相信她的做事为人。“广结善缘，”记忆中母亲曾这样告诉她，“才能马到成功。”莉比是天生的政治家，曾当选过德语俱乐部、美国预备教师组织、荣誉学会及低年级协会的主席。六十年弹指一挥间，高中仍是莉比记忆中最引以为豪的阶段。“我那时真是如鱼得水，”莉比如是说。

高中毕业后，在一位英语老师的帮助下，莉比拿到了托莱多大学的奖学金。按照一开始的规划，莉比想要当个老师，但在她进入大学校园后，却发现自己和高中恋人完全无法承受彼此间的相思之苦。接下来，和为数众多的同龄女孩子一样，莉比放弃学业，返回家乡，结婚成家，专心做一位热心公益的家庭主妇。

但是，当这段婚姻在二十年后结束时，莉比失去了依靠。恍然之间，莉比发现自己既没有大学文凭，也缺乏工作经验，再加上无所不在的性别偏见，使得她在社会上寸步难行。有生以来头一遭，莉比因前途不明而心生恐惧。

但莉比展现出了她的坚韧。数十年来，她在这个小镇上生活，生于斯长于斯，素有为人真诚和办事认真的美誉。莉比起初在一家储木场做店员，很快就成了当地报纸的一位写手，接下来又担任了一家非营利性组织的负责人。莉比的父亲向来全力支持她，鼓励她参加当地的政治选举，仅仅十年之间，莉比就成功当选为一名县级官员，现在近三十年过去了，她仍在这一职位上为全县人民服务。正如莉比当年在克林顿港高中的优异表现，她有着不俗的情商和公民精神，似乎冥冥之中要进入公共生活。

莉比现已年届七十，现在的她，不仅是一位政府官员，还是地方政党政治中的一股清流，在俄亥俄全州境内都广受尊重。但内心深处，她仍感受到服务公众的召唤，于是莉比开始学习做一位牧师。时至今日她还在数家地区教堂做兼职牧师。

当年那个穿着破旧衣服的农家女孩，是如何走到了今天。莉比拥有出众的人际交往能力，这是与生俱来的，但毫无疑问，她还是受到了50年代的文化规范的束缚，在她高中毕业后的这段时间内，这种束缚尤其绑住了她的手脚。设想莉比若晚生几十年，她大有机会完成高等职业教育，完全可能在俄亥俄州的政治中登顶。在莉比的人生道路上，性别是她向上流动的一堵高墙，但她卑微的阶级出身却并没有阻挡她。

莉比的经历是克林顿港高中1959届女生的典型。在我们这辈人中间，男生和女生一度是齐头并进的，大家同样有可能进入高中，同样投身到学业内外的各种活动，课堂内外也有同等程度的表现，同样怀抱着进入大学的渴望，最终也同样可能地进入了大学。在我们离开克林顿港高中之前，男生和女生就进步机会而言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性别差异。

但是，性别因素极大地影响到哪些人最终完成了大学学业，正如莉比的人生故事，我高中班上的女同学没有拿到一纸大学文凭，也因此被剥夺了在社会上向上流动的最重要凭证。统计1959届的同学，进入大学的男女生人数不相上下，但有88%的男生最终拿到了学位，相比之下，拿到学位的女生只有22%！简言之，在读大学之前，没有任何性别筛选，但在读大学后，则有极为严重的性别筛选。

正如莉比的故事所揭示的，性别差异之所以会发生，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女孩子为了结婚而放弃了大学学业。在我们班上读大学的同学中，女生在读期间结婚的可能性是男生的三倍，因结婚而辍学的，女生甚至是男生的六倍之多。相比之下，男生不太可能在读大学时结婚，而且即便结婚，他们也不会辍学。半个世纪过去后，我班上的女同学对此解释道，无论她们在学业和职业上有何种志向，她们还是要服从那个时代的社会规范——女人就应该结婚成家，相夫教子。当然，女性世界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正如莉比回首过往，大多数女性（包括莉比在内）并没有因成家过日子而放弃大学学业而追悔不已。但话虽如此说，无论这种选择是否心甘情愿，女性要舍事业才能顾家庭，这会导致个人和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以上所述，同21世纪美国的教育筛选机制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现如今，女生的大学毕业率较男性反而更高。五十年前，学生的家庭出身并不会影响到他们能否完成大学学业，但现在，家庭背景却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对此，我们在第四章中将进行相关的讨论。

那么，种族作为一种因素呢？昔日如何，现如今又有何变化？

杰西和谢丽尔

“你的过去并非我的过去，你的现在甚至也不是我的现在。”

虽然在1959届这个集体中，人人都活出了不平凡的人生故事，但我们班上仍有两位同学在其中脱颖而出——他们是我们这一届仅有的两名黑人同学，杰西和谢丽尔。他们的经历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

两人都是在孩提时代来到克林顿港，他们的家庭为了逃离南方的种族暴力，在历史学界所称的“大迁徙”（Great Migration）潮流中举家搬迁至此。杰西的家庭原居密西西比州，在他的姐姐被无辜杀害后，举家迁至俄亥俄州；而谢丽尔家原在田纳西州，在父亲同一名白人发生口角冲突后，全家不得不离开故土。

在吉姆•克罗制的南方，他们两人的父母只有小学教育水平，但这两个家庭都是团结友爱、吃苦耐劳、虔信宗教、父母感情融洽的，也正因如此，杰西和谢丽尔都从他们的家庭中受益良多。

两人都住在镇里比较贫穷的地区。杰西的父亲在当地一家制造公司装卸货物。旅游旺季时，他的母亲会到附近的一家宾馆做服务员。谢丽尔的父亲同时打两份工，一份在石膏矿场，另一份在一家水果包装厂，她的母亲则在家操持家务。虽然这样，两个人都不认为自己家很穷。“在我们来到俄亥俄后，”杰西回忆道，“我爸总有工作做，所以我们既没有挨过饿，也从未受过冻。”

两人都是出类拔萃的高中生。杰西可以说是全校最出色的全能运动员，曾被提名为橄榄球队的最有价值球员，还曾当选为学生会的主席。谢丽尔在高年级时被选为班干部，学习成绩在全年级也是名列前茅。

高中毕业后，两人都拿到半额奖学金，进入邻近的好大学，最终取得了硕士学位，投身于公共教育领域，在度过了漫长的成功职业生涯后，他们最近刚退休。他们的父母都是只有小学教育程度的体力劳动者，而他们却成为了受过研究生教育的职业人士，在仅仅一代人之间完成了这种社会流动，这固然反映出了他们与生俱来的天赋和勤奋，但也证明了阶级壁垒在当时并非个人进步路上不可逾越的大山。

以上只是纲要式的个人小传，但从中也可看出，杰西和谢丽尔在克林顿港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相对轻松地取得了他们人生的成功。但也不要忘记，他们终归是黑孩子，在民权运动尚未到来的20世纪50年代，生活在一个以白人居民为主的小镇上，社会大环境使然，人们一眼望去首先看到的就是他们的肤色，种族也因此成为了贴在他们身上最显眼的标签。

初到克林顿港时，杰西在班上非常扎眼，他的同学从来没有和黑人孩子一起上过学，当然，杰西自己此前也没有同白人孩子同过窗。但是，杰西很快就有了朋友，尤其是他在体育运动上展现出骄人的天赋之后。受一位白人同学的帮助，杰西加入了少年棒球联盟队，这位同学的父亲不仅是棒球联盟队的教练，而且恰好也是杰西父亲所在公司的主管。“自从我加入棒球队后，”杰西告诉我们，“我的朋友就多了起来。球场上不分肤色，全看个人表现，只要你证明了自己对球队有价值，大家自然会喜欢你。我在自己的队伍里很受欢迎，但其他的球队可就不这么想了。”

杰西是四项全能的天才运动员，读高中时，他在运动场上全神贯注。父母以外，对杰西人生影响最深的就是他的橄榄球队教练——但这倒不是因为这位教练特别爱护或同情杰西。“他就是那种人，”杰西回忆道，“你会不由自主地仿效他的价值观——能吃苦，守纪律，有冲劲，重合作，渴望成功。这伙计可是个白人，因此在打交道时并没有特别关照过我，他喜欢我，只是因为我球打得好。他会给我布置任务，而我就按照他要求的完成。”

杰西性格平和，处处与人为善。“你若想在密西西比州活下去，那你就只能这么做，”他说，“如果当年在密西西比州时，我但凡回应了白人的挑衅，大概今天就不能在这里同你说话了。”杰西回忆起自己的高中时代，“我很有人格魅力，所以大家选我做了学生会的主席。”回忆起这件事时，杰西非常开心，因为他所击败的候选人正是本书的作者。

读高中时，杰西从未想过自己要上大学，因为家里没钱，负担不起大学的费用。但在杰西读高三那年，一位来自附近大学的橄榄球教练登门拜访，为他提供了一笔可观的奖学金。当杰西同父母商议这件事时，他的父亲告诉他，“儿子，要是你不读大学，就得跟老爸一样出苦力。”父亲同意借给他500美元，用以支付奖学金没有负担的各种杂费开支，就这样，杰西离开了家，走进了大学校园。

大学毕业后，杰西原本希望去读法学院，但问题还是出在他没有钱。于是，他搭便车去往加利福尼亚州，在那里，他只能在一家电子设备公司找到一份工作，终日劳作在流水线上。有位朋友建议杰西可以找一份教职，一边教书，一边申请教师资格。最终，杰西取得了硕士学位，四十多年如一日投身于教育，他从一名普通教师做起，历任院长、副校长、校长，最后担任了洛杉矶地区教育系统的主管。

回忆起在克林顿港的少年时代，杰西告诉我，虽然他在进入某些商业区时会感到浑身不自在，但他在镇上度过的时光大都是温暖的记忆。“克林顿港到处都是善良的人儿，”杰西说，“在这里，我遇到了这一生所曾遇到的最可爱、最包容、也最宽容的人。有时候我们去钓鱼，他们还会大方地让我们借走他们的小船。”

杰西的家庭住在一个种族杂居的贫穷社区。“我们有很多白人邻居，每天我都和他们的孩子一起去学校，”他回忆道，“我们大家都是朋友，彼此间从没有发生过不愉快。每个人都在讨生活，你是什么肤色，真的无关紧要。”橄榄球队里有个白人队友，在他得知杰西家境不好后，还邀请杰西到他家吃午饭。

杰西和他的朋友们关系融洽，但不要忘记，这种关系还是存在于更普遍的种族偏见和对抗的社会风气中。“最让人难过的是，有些人就是不把你当作正常人来看待。有些人喜欢你，但就是另有一些人要排斥你，即便你和这些人毫不相干。”

杰西回想起来，他生活在“两个世界”的夹缝中。“一个是黑人的世界，另一个是白人的世界。黑人孩子无法理解，为什么我要同白人孩子交朋友，而当我同黑人小孩打成一片时，我的白人朋友也会生气。我夹在两方之间，如履薄冰，但求自己能做到双方不得罪，尝试着让他们明白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我的白人朋友带我去参加邻镇的白人派对，但那里的孩子还有他们的父母可能就不是那么宽容了。在一片欢声笑语之中，我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而这一切只因我是黑人。”

谢丽尔的人生故事有所不同。谢丽尔的母亲精明能干而且通情达理，是女儿眼中的榜样。母亲要求谢丽尔面对任何事，都绝不说“做不到”三个字。“从妈妈身上我学会了一点，”她说，“那就是没什么是做不到的。有些事情，与其言传，不如身教。”

谢丽尔全家刚搬迁至克林顿港时，住在石膏矿场附近的村子里，全家人挤在公司的宿舍——没有室内厕所的那种房子。没过多久，公司的宿舍因卫生不达标而被强制关闭，于是谢丽尔的父母在克林顿港一个黑人街区的边缘地带买下了一块土地，迁来一所老旧房屋，但由于邻居的抗议，他们不得不沿着地基调整了整栋房子的朝向，背对着周边的白人社区。此后不久，在谢丽尔母亲家政服务客户的安排下，他们打算在附近的白人区买一栋更好的房子，但是这场买卖很快就告吹，有人在那栋房子的庭院里竖起了驱邪的十字架。

谢丽尔回忆道，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她很少遭遇公然的种族主义，也不记得有人用种族主义的污名词来称呼她。“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会有人来干预你，”她说。谢丽尔可以骑着自行车，穿行于整个镇上，并独自一人到公立图书馆借书。

真正困扰谢丽尔的是她很难拥有跨越种族界线的朋友圈。“克林顿港的教育系统很发达，可以为学生读大学打下坚实的基础（她特别补充，包括她在内），但你知道，高中的另一半作用在于社交，”谢丽尔对我说，“而这就是我们所缺失的一部分。当我在学校时，我和白人同学在一起，谈天说地。然而一旦放学，就到此为止。我不会同她们一道回家，她们也不会来我家。无论我做什么，我都要自己完成。”有一次，谢丽尔在街上遇见了她的一位小学同学和她的母亲，但这个白人女孩却装作不认识她。“我当时很高兴遇见她，”谢丽尔回忆道，“但她那样的举止，就仿佛不知道我是谁。我真的很受伤。”

谢丽尔和她的姐姐曾想加入女生军乐队，但她们很清楚自己没有机会，因为军乐团会到各地巡回演出，那些地方对黑人可不比克林顿港这般宽容。“我们甚至试都没试，”谢丽尔告诉我，“因为有些事情大家心知肚明，那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即的世界。”有一次，谢丽尔和杰西同一对白人情侣一起约会，四人路过镇上溜冰场的门口，却没有进去，因为这俩黑人孩子预计到会被拒绝入场——正如一位白人同学后来所确证的，他们的担忧完全在情理之中。“倒不是说有人守在门口，告诉你黑人不得入内，”谢丽尔说，“你就是知道，根本没必要做无谓的尝试。”

谢丽尔是个早慧的孩子，勤学好问的她在班上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最后在克林顿港高中修完了大学预科课程，她这样告诉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的白人朋友都要上大学”。但是，谢丽尔的父母并不鼓励她追求高等教育的理想。“这种事情，是他们想都不敢去想的，我们在家里甚至不会谈论学校这回事。”曾有一度，她写信咨询一家位于克利夫兰的商学院，但她的母亲让她打消这个念头，“我们可没钱让你上什么大学”——这个回答，深深刺痛了谢丽尔。

高三那年，谢丽尔的人生迎来了一次转机。谢丽尔和她的母亲都曾为一位白人女士做过家政清洁，而这位女士是克林顿港那家最大公司总裁的太太，她很欣赏谢丽尔做事时的专注力，也知道这个女孩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但偌大的学校却无人关心谢丽尔去哪儿读大学。惊讶之余，她满怀热忱地接管了这件事。“若没有那位好心女士为我不遗余力地奔走，我会一无所成，”谢丽尔回忆道，“她披上那件皮草，径直走向校长办公室，为我奔波。一次不行，就两次！”在那位女士的争取下，校长终于勉为其难，答应带谢丽尔去访问一所邻近的州立大学。

最终，谢丽尔成功进入了那所州立大学，还拿到了半额奖学金。为了支付余下的费用，整整四年的暑假，谢丽尔都在打零工挣钱。她告诉我，如果同高中时代相比，她更喜欢大学的生活，因为校园里有更多的黑人同学。“在高中时所缺失的社会交往，在大学校园里是随处可得的。”回首自己的大学时光，谢丽尔还是抱有缺憾，目光所及，她能看到的未来只有做老师或社工，而未能摸索其他任何人生道路。“有些同学说，‘我以后要当律师，因为我爸也是律师’，”谢丽尔告诉我，“如果我能对外面的世界多些了解，我可能不会选择做教师，因为世界如此广阔，人生无不可能。当然，60年代还不是这般格局。”

谈到谢丽尔的兄弟们，他们在克林顿港的生活就曾遭遇了更多的成长烦恼。“我总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如果你自己不越界，不做出格的事，”谢丽尔说，“麻烦就不会找上门来。但假如你非要越过那条线，就难免惹出事情。”在谢丽尔的回忆中，她的一个弟弟就这样闯过祸。事情发生在一堂历史课上，授课老师在讲到奴隶制时宣称黑人都没有灵魂，“他当时就火冒三丈，闯下了大祸”。谢丽尔此前也上过这门课，同样听到过这位老师的这一番话，但是她强压住了满腔怒火，直至愤怒在沉默中消亡。谢丽尔的一个哥哥从朝鲜战场上归来，打算在镇上买一栋房子，但就是这一单纯的举动也越过界。“我不管你有多少钱，”镇上最大的房产经纪告诉他，“在这地界，你就是不可能买到房子。”

当谢丽尔回首她在克林顿港的生活时，虽然她特别强调，市镇上的白人都友好地对她伸出过援手，但她那种无归属感仍在心头萦绕不去。“拉尔夫•埃里森有本书，《看不见的人》，写的就好像是我在克林顿港的生活，”谢丽尔说，“我是个非裔美国人，作为1959届高中毕业班的一员，我虽身在其中，但却从未感到自己是这个集体的一分子。”对于谢丽尔来说，美国始终存在着一个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体制，无论是她个人，还是她的家庭，都难以完全融入其中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过去是这样，现在仍是如此。对于白人孩子而言，50年代的克林顿港是一个美好的成长家园，但谢丽尔告诉我这样一句话，语气温和，却一针见血，“你的过去并非我的过去，你的现在甚至也不是我的现在。”

在20世纪50年代的克林顿港，种族主义随处可见，只不过同当时美国的其他地区相比较，不那么暴力和赤裸，更为隐蔽和柔和。但即便如此，正如杰西和谢丽尔的人生故事所展示的，它还是给黑人孩子带来了挥之不去的痛苦伤害。半个世纪以来，小到一个克林顿港，大到整个美国，我们已经在通向种族平等的道路上取得了来之不易的进步，因此我们不应该掩盖50年代种族关系的真相。但也不要忘记，正如杰西和谢丽尔所同样强调的，回到50年代的克林顿港，他们出身于低微的阶级，但阶级出身并没有限制他们充分发挥天赋和进取心，正如同样卑微的家庭条件也没有成为唐和莉比的人生路障一样，他们实现了可观的社会流动。

自莉比、谢丽尔和杰西三人长大成人，五十年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以来，种族、阶级和性别会在何种程度上塑造人生机遇，前述三元素之间的权力图景已经发生了重构。现如今，教育愈加成为了导致美国不平等的中介因素——在我们的知识经济中，教育是一类稀缺的资源，也是一种基本上取决于父母之社会经济地位的手段。性别不平等在20世纪50年代曾是美国社会的顽疾，但自此后，女性权利运动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到了今天，女生的大学毕业率反而较男性为高，同时，性别之间的薪酬差距虽然继续存在，但正在日渐缩小。

种族平等的进步之路并没有这么令人欢欣鼓舞。诚然，如果我们比较同等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则不同种族之间的收入差异并没有拉开，与此同时，在家庭结构和学生考试成绩方面，黑人和白人之间虽然仍有较大的差距，但差距本身是在逐渐缩小的。但不容否认，在学校教育以及涉嫌犯罪的问题上，种族差距在统计上仍是触目惊心的。时至今日，如果同全体人口结构相比，美国的黑人父母仍大多是经济贫穷、教育水平低下的家长，也正是因此，黑人的孩子从生下来就被束缚住了手脚。无论父母富有还是贫困，较之于同等收入水平家庭的白人孩子，黑人儿童生活在更贫困的邻里社区内；同样，较之于出身同等收入家庭的白人孩子，黑人孩子则获得了更少的上行社会流动，承受了更多的下行社会流动。

如此说来，在现如今的美国，性别和种族的偏见仍有强大的势力，但作为成功的拦路虎，对于21世纪的莉比、杰西和谢丽尔而言，它们并不像50年代那样难以逾越。相比之下，在当代美国，一道社会藩篱正在成为50年代不可想象的新顽疾：孩子们的阶级出身（Class origins）。而本书所要讨论的，正是美国全国范围内早已分化的阶级不平等——我将展示，过去数十年间，这种基于阶级的机会不平等在青少年中是如何恶化的。

《我们的孩子》

[美]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著

田雷，宋昕 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